一段时间之前的一次Blogger Meetup，和大家聊“创作共用”，有人机敏插话，“原来你是社会主义者呀”。犹豫间，当时倒还真的没有直接应答。自己早就有了政治取向，但是因为数值不大，还属于中庸边缘，还不至于提升到主义的层面。后来zheng“设计”了自由文化的旗帜，倒促使我后来认真想想我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互联网进入Web阶段后的十几年中，全球的“社会温度”上升了不少，热力学的规律自然也宏观适用于此。于是社会分子的布朗活动加剧，个性更得以张扬，社会多样性与自然物种渐次消失并存。值得庆幸的是，当外资和外商涌入中国，基础设施的革新使国民得以获得同样的技术机会。人们开始品尝到知识分享的乐趣，也透过新的窗口看到了不同的世界和历史，信息越多，认识越来越清晰。不过早期的创造还不够多，人们更习惯于发掘互联网的商业价值，所以经历了惨痛的泡沫教训。阵痛后的新一波不同了，工具和技术人们更容易创作和发布，知识的流动速度明显升级。从简单的知识数字化所呈现的静态无机状态，到出现更多人的因素，社会性的因素，从而有机化，出现了更多动态的结构，而且致密地交织在一起，复杂度很快将赶上人的大脑。

既然有更多实时创作，人们就更愿意分享自己的个人知识。输入的数量级和输出的程度应当是相互匹配的，否则不是一个可生存的系统(Viable System)。所以分享和社会性是人的天性，所以才有自由文化和创作共用。但是是否分享，取决于个人意愿(Consensus)，与剥夺式的公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里略加咬文嚼字，来说明一下当时取名“创作共用”的想法：“共享”有点施舍的意思，不完全准确。今天“公用”的东西早就违背了愿意，没有不用钱来使用的，所以“公”也不再有意义。“共有”，则忽略了创作者的权利，所有权并没有变化。所以如果给我尊称“社会主义者”，不如更明确叫做草根社会主义(Grassroots Socialism)。其原则很简单，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人们会自然地愿意分享。知识如此，物质也是。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1.0版，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个原则，因此一时获得极大成功。

时下热热闹闹，都说要实现和谐社会，但是升级的策略很重要，是1.x还是2.0，当然有差别。比较草根社会主义和集权社会主义的差别，会发现自上而下的“和谐”和自下而上的和谐终究是径庭的方向，也是先天的非和谐。当华新民悲叹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家园”，很多人才知道（或者很多人还不知道）远非是庆祝崛起的时候。真正的和谐是交响协奏，而不是千人大合奏。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一个社会究竟还需要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头脑发热。

记得vanvan曾告诉我趣事， 黄集伟把他的双胞胎儿子分别叫做“佐思”和“佑想”，绝妙好名。可是今天一个民族，不止要“左思右想”，还有“上下为难”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