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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 2.0

自由拓展的生命体验
你在看本页时我在想什么:

    星期四, 六月 25, 2009

     

    国会纵火案

    几天前和朋友们谈到TankMan的事情,过去了20年,还有机会知道他是谁吗?辩论的人中,有人不希望知道是谁,也有人有信心查出他是谁。我的断言是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对于历史事实,大部分人承认确实发生过这件事情(除了掩耳盗铃)。时隔20年后,仍然有新的事实透过不同资料形式重新翻出来,也反过来说明对这类事件仍然有大量的事实无法挖掘出来。事实集合是可以完备的吗(我更不敢提100%这样数学计量)?永远不可能,这就是一个基本悖论。当事实被探究出来信息熵增加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更多的智慧可能去做判断,问题是有很多因素让探索的过程收到阻碍。在事实可能随着时间增加的过程中,信息熵也可能同时在噪音和阻碍中沿着时间线减少。这就可能形成历史测不准

    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案子,有的甚至刚刚发生就会陷入测不准状态。新闻记者、犯罪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只能靠有限的信号去做解读,但往往因为不同的立场而将这些有限的信号串联形成不同的结论路径。到最后,最公平的做法也只能让他们在那里共同呈现出来,变成佯谬(Paradox)。“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说来并不有趣,因为从这样一个事件所串联的很多世界性悲剧是永远让人们难以承受之重,但作为哲学分析值得一提:

    “国会纵火案”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柏林消防队于晚上9时14分开始接到德国国会大楼火警报告。火情同时发生在几个不同地点,但当消防队到达时,主要的议会大厅发生爆炸,燃起大火。警察搜索现场时,发现一个赤裸的冻得哆嗦的男人,这个人叫凡·德尔·卢贝,是荷兰共产党人,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在此前不久才到德国。--- [维基百科:国会纵火案]

    单从这样的信息,人们(有人说“连傻子”都)可以立刻做出简单判断。操纵媒体的人自然知道如何加强引导这种假设,并放大单一而且确凿的结论。加上后来凡·德尔·卢贝“之供认不讳”,共产党“故意纵火”的罪状基本定型。新的《国会纵火法令》和“人民法庭”由此形成,由此事件,德国全面进入了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并一步步引出烧遍世界的战火。

    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

    假设有一个真相存在,一个人(不是其他动物)可以有几种方式到达它:1. 她可以抽签,这是一种最原始朴素的捷径。对一些二分的结论,她也许扔一个硬币了事,说不定碰上的就是真实结论,当然或者完全错误;2. 推断,需要通过调查和了解获得一些基本的事实和微结论,沿着互相不矛盾的思维路径,也许可以得到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是在已知事实不能证明或者证伪的情况下,也可能是错误的结论;3. 她还可以参与公共辩论,可以说是社会性的推断,她们比单个她更能够获得相对完备的事实,或者共同过滤掉更多的噪音。社会性的方法随着参与尺度的增加,是有机会覆盖到证明和证伪的最大路径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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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方法,人们可能每天都在反复运用。因为不完备的现实,所以增加了人们认识真相的复杂度,也是有史以来社会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最可怕的不是个人的判断失误(即使她用抽签的方法),毕竟伤害比较小,也有机会改正;最大的灾难来自于国家所创造的强制路径。中国人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的就是武断的路径选择,透过单一的言论选择让事实强度迅速衰减,然后很快达到一个“佯真”(Truthiness)。这样很容易构陷无罪者冤罪,也纵容有罪者脱罪。新闻学和犯罪学的目的,旨在增加事实的证明和证伪上的强度,虽然不能直接带给我们真相,至少减少了抽签导致的的高错误概率,或有利于绕开强制路径。推翻新闻学和犯罪学的基本存在,就会马上陷入佯真:看上去是一个基于“确凿证据”的结论,其实是“千疮百孔”,与真相完全背离。用这种“结论”去定罪或者采取行动,不但没有正义,会陷入不可预测的灾难。

    在“国会纵火案”中,就是这样的情况:

    凡·德尔·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是为了反对纳粹党。经过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同时进行的审讯,根据《国会纵火法令》,于3月1日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因此为非法。第二天,冲锋队占领了全国所有共产党党部,德国共产党是第一个被迫退出国会的党派。--- [维基百科:国会纵火案]

    在社会性媒体刚刚起步的今天,透过更多可见的辩论虽然不能探究到所有真相,但是至少明白任何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真相的逼近过程往往很艰难,容易随着时间箭头衰减到难以捕捉。Tankman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朝剩余事实无法探究,信息熵就再难以再增加,已有信息强度还会衰减。而随着时间箭头到达一定点,即使这些障碍完全解除(例如档案解密),强度已经极度衰减的事实组合也无法再补充到完备的事实,所以就会完全测不准,再也无法解答谁是王维林。时至今日,历史测不准原理让我们必定再也无法得到“国会纵火案”的真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战犯时,德国将军弗兰茨·哈德尔宣誓书面供认:“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当大家谈论国会大厦的建筑和其艺术价值时,戈林大声说:‘只有我才最清楚国会纵火案,因为火是我放的。’他一边说一边拍自己的大腿”。但戈林在审判中完全否认。目前对国会大厦纵火案的起因历史学家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凡·德尔·卢贝出于个人原因放的火,被纳粹党利用了;另一种认为是共产党策划凡·德尔·卢贝放火;大部分人认为是纳粹党策划的纵火。--- [维基百科:国会纵火案]

    以上一些内容也只是对维基百科中文版的一些整理所作的思考(英文版更加详尽一些),这些片面的事实其实难以让我再做结论判断,否则又陷入了另一个自我结论路径。我不想这样做,但是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推断,或就此而公共辩论,让我们对逼近真相一些更高的概率。路径强制仍然在今天仍然不断发生,酝酿着更多人类的自造悲剧。个体如果缺少新闻学素养,就会每天在匆忙地做出各种结论,或者跟从某些结论,重复得到和国会纵火案一样的佯真悖论。在这个意义上,路径强制者就是纵火犯。

    国家会纵火,你敢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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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五月 09, 2009

     

    胡泳的#twinterview回访

    话说:礼尚往来。不过胡泳教授这动作也太快了。昨天刚刚做完对他的#Twinterview 实验,他今儿就即兴来个快速回访。同样,有人偷窥后做了整理,但是我这次不想遗漏一些重要的信息(例如时间),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些整理(暂时没功夫做成时间线,谁来试试看?)。整个回访过程历时一个小时40分钟(中间大家还有很多小插曲,不影响主线)。你可以想象电视台的演播室有人走来走去,却有两个人在嘈杂声中大声聊天,还随时放浪大笑或者吃点零食什么的。这肯定是传统媒体无法忍受的。因为有RSS帮我记录了时间,让这个采访数据更加结构化:(用Blog方式的倒叙结构)

    2009年5月8日 12:34
    huyong: @isaac 谢谢Isaac。长出一口气。这Twitter采访还真累人~

    2009年5月8日 12:32
    isaac: 我可得去吃饭了呢

    2009年5月8日 12:31
    isaac: @huyong 他们生在数字化生存中,哈哈。给他们建一个twitter帐号吧,让他们从现在就开始分享全世界。胡谦慈的妈妈 @zengjinyan 就是个好榜样,在铁屋子里面也能够发射能量。

    2009年5月8日 12:26
    huyong: @isaac #10 啊时间真快,最后一个问题了,代表我们的下一代问一下吧:你我都是父亲,该如何给小孩子建立数字化的存在,在他们足够独立以后,又该如何让其自我管理数字化的存在?

    2009年5月8日 12:23
    isaac: @huyong 草泥马只是锻炼身体,实战还是要靠理性、科学以及协作的规则。在这个俯卧撑、躲猫猫都有问题的国度,出现草泥马是最好的纾解,反倒是我看到的希望。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吃的更香,笑得更真。

    2009年5月8日 12:18
    huyong: @isaac #9 说到草泥马,大家都知道你是草泥马汉字之父。可是,单靠嘲笑、恶搞等等,能够改变制度吗?还是只不过是些荷尔蒙和力比多的宣泄?

    2009年5月8日 12:13
    isaac: @huyong 只能做范式的转变,把垂直架构解构(草泥马是艺术工具,还有科技和新闻学工具),同时建构水平架构。每个人有独立的新媒体就会有新的社会符号,然后就可以建立新的连接。人们之间的度数会大大减少,鳖在中南海的人也会走出来

    2009年5月8日 12:08
    huyong: @isaac #8  在一个贫连接的国度,如何建立富连接?

    2009年5月8日 12:06
    isaac: @huyong 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社会认知现状,其实我挺悲观的。但是基石在于教育,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多分享,社区就有希望,媒体就有希望,孩子们也就有了希望。所以分享主义在教育中的实践,才是我最想看到的。我看到一个孩子主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很开心。而看到家长老师的压制,就很气愤。

    2009年5月8日 12:03
    huyong: @isaac #7 你说过:“在中国,良心都可以泯灭,廉耻可以不顾,可要是仔细观察,人性中的分享和表现愿望还是存在的,这点生存天性也许没有好坏之分,但也是折腾到最后在中国唯一仅存的普世价值。”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靠这唯一可怜的普世价值,难道能够建构出什么?

    2009年5月8日 11:58
    isaac: @huyong 分享主义是Human Nature,所以不是一个创造。但是在一个富连接的社会想象中,分享是唯一可以作为保持信任的动机。所以分享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自我消除不分享的各种障碍,而且享受效用递增的回报。

    2009年5月8日 11:54
    huyong: @isaac #6 你写过关于分享主义的文章,我知道你还在写这一主题的书。能用一句话说明什么是分享主义吗?

    2009年5月8日 11:51
    isaac: @huyong 这也是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人们经常发现自己过去有些事情真没意思。但是不会在当下用历史对照去思考未来的景象,所以还会不断重复。中国人对未来没有想象力,从科幻贫瘠就是一点证明。我说未来,是因为历史和未来一样重要。

    2009年5月8日 11:45
    huyong: @isaac #5 说到未来的想象,你有个论点,中国人没有未来观念是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朝生暮死。你是说他们像蜉蝣吗?为什么这么说?

    2009年5月8日 11:41
    isaac: @huyong 我理解宗教就是未来的镜像,是人们把自己的未来想象搬到今天做指引。所以如果Social Trust足够高阶,云智能就会出现。我不小看华南虎和怪叔叔,因为他们都有”神圣性“,如果未来回过头来看

    2009年5月8日 11:39
    huyong: @isaac #4 你相信Social God. 你相信真的上帝吗?群体意识难道能等同于上帝?神圣性真的可以再造吗?

    2009年5月8日 11:34
    isaac: @huyong 我有一个信念,科技、艺术、新闻学是登山的三条路,过去他们之间太远了,现在到了半山腰,该看到彼此了。好在现在,这三条路上帝的距离都差不多远。民主不是形式,未来全球民主一定是每个人武装到牙齿,还要尊重和理解别人。

    2009年5月8日 11:29
    huyong: @isaac #3 Rich Gordon说过,“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needs people who understand both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 你怎么看待技术与新闻的关系?

    2009年5月8日 11:31
    isaac: @huyong 我对草根和精英定义不同,他们在语义学上不对立。草根里的精英很多,在Twitter上比比皆是;现在很多传统“精英“也开始草根化了,这是好事。 @cnbloggercon 简直太草根了,从Flickr中数千张照片就看得出,其实连组织工作都是”无序“的,不过这也 ...

    2009年5月8日 11:19
    huyong: @isaac #2 你认为自己是草根还是精英?有人批评BloggerCon实际上是精英的聚会。名字打错了,抱歉。

    2009年5月8日 11:12
    isaac: @huyong 2002年的博客圈(记得我和方兴东的名称之争吧),虽然我今天还用网志,但是接受博客这个名称了。当时看不到今天的长尾,其实也是理想地认为草根出版可以改变这个国家,但是今天有很多变异了。今天有长尾,也有噪音。

    2009年5月8日 11:06
    huyong: @issac #1 作为中国最早的博客,那时的博客圈和現在有什么差別? #twinterview开始!

    2009年5月8日 10:51
    huyong: 将在twitter上采访@isaac,他是中国互联网界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头衔计有风险投资家、软件架构师、创业家和博客先驱。现在是哈佛的Berkman fellow。#twinterview ,采访共计10个问题。

    希望新闻记者们都有一天在用Twinterview的方式,在任何角落对时新闻事件做“全球多声直播”。眼下还是初级阶段,工具和方法会在积累中获得更多提升,不必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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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十二月 20, 2008

     

    走向开放社会

    image 2007年5月在布达佩斯的中国和匈牙利研讨会上,我们围绕“如何消费中国---用叉子还是筷子?”做过一次有趣的辩论。那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 Wikipedia) 被Joshua Cooper Ramo 提出不久,包括中国官方也在研究这个理论对自身的价值,并开始接受其为可用的理论基础说明中国模式。所以会议中大家还在争论这个模式的可复制能力,还有本身的可持续能力。因为此前一直在学习多样性的理论,所以我把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归结为与北京共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被释放的多样性”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驱动力。这个观点突然超脱北京共识的结构,让与会者惊讶,因为人们确实只考虑了政策面,而忽视了生产力本身。这就像大家只看到了谁解开了骏马的绳结,却忽略了骏马本身。所以当时恰好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控制力那么强的中国社会,因为三种纠结在一起的复杂力量,仍然会发生层出不穷的社会安全问题,。

    2007年11月参加的在大英博物馆的辩论更精彩,因为正好在“中国兵马俑展览”(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被多方评为大英博物馆最成功的一次展览,策展人Jane Portal)的大背景下,更注重文化的传承角度。所以秦始皇帝的功绩和传承变成了讨论的主轴。英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少,虽然各自有独立的观点,但是大多数仍然强烈认同中国的大一统政策的静态价值(例如统一的文字和书写方式),而忽视了个体创造者的动态价值。我很荣幸能够被卫报、大英博物馆和“中外对话”的发起人Isabel Hilton 女士邀请到这个辩论会中,在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发言之前,有足够的机会充分说明网络时代这种一统控制的遗风(Legacy)正在如何被崛起的草根力量所衰减,却共同作用了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辩论会的录音可以从卫报网站得到)。在荷兰的PICNIC艺术节、奥地利电子艺术节中,我也分别用分享主义(Sharism) 和“点击创造”(Creation At The Speed of Clicking) 的理论去描述了中国社会个体创造力的自由迸发,真正决定了中国社会今日的发展成就。

    当然,除了把艺术(Art)、新闻学(Journalism)以及技术(Technology) 当作了爬山到达现代社会的三条轨道,还要加上另一个通路就是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是很多商业人才渴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去改变社会的一个方法。如果把互联网形容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后一根神经中枢”,那么这个中枢(Hub)终于能够有机会把这几条轨道链接在一起,让他们相互融合,并可能形成新的信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力量被各自压制在罐头中,并用牺牲个体的个性来达到微不足道的共性,当数亿人民只能用同一个模式交易,GDP当然无从谈起。

    所以,沿用那么多年的“控制”错误,终于在三十年前有了一个纠正的机会---- “释放”,虽然只在经济层面,已经足够打开这些罐头盒,让自由的创造力释放出来。随着前面几股力量的增强,社会的交易面开始放大,生产力循环促进,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模仿和创造出林林总总的交易模式。这些模式驱动着政策面前进,虽然无一例外是被动被拖动的态度,仍然无法回避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事实。对控制的释放之路,是改革开放运动走对的方向,也是从乡间野路并入世界轨道的明智之举。随着当年赤脚走上现代高速公路,人们开始在蹒跚中学会规避风险,想方设法升级他们的工具,从简单的步行,到豪华的配备。人们也开始遵守共有的价值(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还会看到还有人不断横穿马路,有人可以随意运用特权不缴纳路费,还有人玩命地炫耀他们的喇叭或者强光灯,或猛轰他们的油门释放出黑烟。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逆行,试图滥用这些公地,也不必大惊小怪… 他们没有看到背后的远方,却无法阻止社会的多样性洪流前进。

    image开放社会,就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远方。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开始展现个体化(Individualism) ,而重新个体化后需要的新秩序正在矛盾中形成,社会性大脑开始进化为共同思考。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些仍然在控制中的旧规则,却更倾向于遵循新的规则。这个由社会规范和法治体系组成的新规则必然会给个体更大的权力和勇气,所以本来的被耍弄者开始敢于抗争,甚至不惜代价,于是颠覆了一个个陈旧的观念。一些牺牲与愤怒,本不必要,但是也注定是新旧规则斗争的必然呈现,为破立做出了贡献。

    几天前,在台北仁爱路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张培仁先生做了两个小时的闲扯。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甚至本来永远没有机会碰撞。最后竟然从各自角度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关键词,“求解”,但是相视而笑,就此打住,道别甚欢。我们都明白,无论是哪一条轨道,都是寻求同样的归属,或文化艺术、或新闻媒体、或科学技术、或商业贸易、或政治法律,都在求解的路上。远方在哪里,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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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五月 06, 2008

     

    感谢长平

    我对长平的去职,并不感到很惊诧。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对这个从未谋面的人说一声,感谢。我知道他就在我的两度关联范围内,但是不想去无事打扰。这就是一个六度关联的世界,无需要都变成一度。

    因为我对胡佳说过的“不可避免的一步”也不感到惊诧,对朋友的朋友被请去“喝茶”也不感到惊诧,对艾未未说“奥运火炬让人盲目”也不感到惊诧。因为看到他们,就如同看许许多多长平,越来越支撑起这个国家的未来顶篷。有更多人,因为他们而开始自由思考,有些普世价值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根,这就是他们的功绩。

    所以,要对长平们说,感谢。

     

    //再次用旧图来感谢那些爬墙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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